我時常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紀念著我的啟蒙老師們。是他們,在我童稚的心靈里播下美好的種子,教導我:要愛祖國,要勤勉,要做一個正直、誠實的人。幾十年過去了,老師們的話仿佛還在我的耳邊回響。
我的啟蒙學堂叫竺西小學,它坐落在江南小鎮(zhèn)——宜興周鐵橋的北街外。我還依稀記得那狹窄的天井,晦暗的教室,和沒有座位、只有一個石砌的小“舞臺”的禮堂……記得在這個禮堂里我們有過的永生難忘的集會。那大概是1942年,淪陷時期的艱難歲月,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老師們曾組織全校的學生在這里舉行過多次的抗日講演比賽。我也登過臺。講演稿是級任老師馮先生寫的,記得里面有“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樣的話。學校離北街外營橋邊的日本兵炮樓很近,只二百來米。比賽時,專門有人在校門口放哨,見到日本兵或翻譯官經(jīng)過,就跑進來報告,講演隨即暫時停止,大家一起唱歌。
那時我還小,不大懂得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后果。后來,當我知道日本侵略者是怎樣殘忍地虐殺中國的愛國者的時候,我對于老師們的勇敢,不能不從心底里感到無限的敬佩。馮先生教國語,也教音樂。她愛穿青竹布的旗袍,有時套一件黑色的馬甲,挺精神。小學的校歌就是她教的。校歌的詞和調(diào)都很美。開頭的幾句是:“竺山屏于東,湖水環(huán)流永無窮。莘莘學子樂融融。術(shù)學不尚虛榮,為的是經(jīng)世致用!贝蟾攀菫榱俗寣W生真正學得“經(jīng)世致用”的本事吧,老師們對我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嚴格到有點近乎嚴厲。那時還沒有廢止體罰,弄不好,老師會用戒尺打你的手心。我虛歲六歲就上學了,年紀小,上課時總很規(guī)矩地坐在前排,老師們都是蠻喜歡我的。他們無疑說過不少表揚我的話,只是這些我已經(jīng)無從記憶了;可我還是免不了受到批評乃至懲戒,這方面的情景我倒是至今未曾忘卻。在班上,作文和寫大字算是我的“強項”了,然而就是在這兩門課上,我也受到過申斥。有一次作文,題目是記秋游。在文章的開頭,我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幾個同學在西街外的草場上玩,忽然聞得一陣桂花香,我們就一起到棠下村摘桂花去了。
陳先生閱后在末尾批了“嗅覺特長”四個字。我不明白這批語的涵義,就去問。先生板著面孔對我說:“棠下離這兒有三里路,那里的桂花香你們也聞得見,難道是長著狗鼻子嗎?”這話有點刺傷我,不過我還是感到羞愧,因為我確實沒有聞到桂花香,開頭那幾句是憑想象編造出來的。有一次上大字課,老師在發(fā)本子時把我叫到講臺前,嚴肅地對我說:你這次的成績是丙,丙就是及格了,可對你來說,這是不及格,因為你本該得甲的。以后再這樣,就要打手心了。當著全班的面這樣說我,我感到有點難堪,不過我在心里還是服氣的,因為那節(jié)大字課的前半堂我盡和臨座的同學說悄悄話了,字確實寫得很不盡心。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對一門課,老師們的態(tài)度特別寬容,那就是翻譯官上的日語。即使逃課,老師們也是不管的。而從這種寬嚴之間,我們這些小學生似乎也領(lǐng)悟到了老師們沒有明說的某種道理。
抗戰(zhàn)勝利那年,我小學畢業(yè)。祖父母相繼去世了,父親還在大后方,我于是隨姑母去上海就讀。上海的私立中學英文程度很高,初一就讀開明書局的《活用英語》第五冊。家鄉(xiāng)的小學不上英語課,我自然跟不上班了。本來,一個鄉(xiāng)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就是容易被人看不起的,更何況有的功課還不行!第二年父親從大后方歸來,我就轉(zhuǎn)學到了宜興和橋的彭城中學,并在那里做了住校生。父親是個詩人,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少關(guān)心孩子。是彭城中學的薛順乾先生給了我從未享有過的父愛。記得先生是江陰人,瘦高的個子,愛穿一件灰色長褂,還戴著一副黑邊眼鏡。上夜自習時,他喜歡看我寫作業(yè);監(jiān)考時,他總長時間地站在身后看我答卷子;他還經(jīng)常把我?guī)Щ厮约旱乃奚,關(guān)心我的冷暖,請我吃他煮的青蠶豆之類。他那慈祥、親切、信任的目光,溫暖了我孤獨的心,激發(fā)了我上進的勇氣和力量。這一年,在全年級近一百名學生中,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得了第一名。從此以后,我就重新建立起了對于自己的信心,并且把在上海時一度有過的自卑感永遠地掃除了。
[《難忘的啟蒙》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