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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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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原文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中,大家一定沒少背過文言文吧?其實,文言文是相對現今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而講的,古代并無文言文這一說法。為了讓更多人學習到文言文的精華,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通鑒紀事本末》原文,歡迎閱讀與收藏。

  原文

  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①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者為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于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于眾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于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于上!庇墒鞘看蠓蚨嗉芍

  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逄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②,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倍戎T外郎李續(xù)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直奏言紳不利無占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后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乃帥百官表賀,右拾遺內供奉昊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嚴與防皆紳所引也。

  張又新等猶忌鐘,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嘆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于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fā)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后有言者,不復聽矣。

  (選自《通鑒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下,有刪節(jié))

  【注】

 、亠L憲:風紀法度,這里代指御史。御史的職責是糾彈百官,以正風紀法度。

 、趦E:即太子。

  譯文

  李逢吉擔任宰相,在宮中交結知樞密王守澄,權勢傾蓋朝野。只有翰林學士李紳,在每次接受皇帝咨詢時,經常排斥貶抑李逢吉。李逢吉擬好的呈狀送到內庭,李紳多有批評。李逢吉十分擔心,但皇上對李紳正十分信任,李逢吉無法使皇上疏遠他。這時恰好御史中丞一職出缺,李逢吉便推薦李紳,說他清廉正直,適合承擔監(jiān)察職責。穆宗考慮到御史中丞也是次對官,未加懷疑就同意了。

  當初,唐穆宗把李紳留在朝廷任職后,李逢吉更加忌恨他。李紳的族侄李虞因為文章才學而知名,他自稱不喜歡做官,隱居在華陽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擔任了左拾遺,李虞寫信給李耆請求推薦,這封信誤送到李紳手中。李紳寫信譏諷他,并把這件事告訴了眾人。李虞非常怨恨李紳,于是去見李逢吉,把李紳平時私下議論李逢吉的話全都告訴了他。李逢吉更加生氣,讓李虞和補闕張又新以及他的侄子、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等人伺機探察李紳的過失,在士大夫中間張揚,并且說:“李紳暗地里窺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議論,便指斥為朋黨,向皇上告狀。”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紳。

  等到敬宗即位,李逢吉和他的黨羽對李紳失勢拍手稱快,但又恐怕敬宗重新任用他,日夜謀劃商量,想能夠傷害李紳的辦法。李逢吉于是讓王守澄對皇上說:“陛下所以能被立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這都是李逢吉的功勞。像杜元穎、李紳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倍戎T外郎李續(xù)之等人接著上奏也這樣說;噬线@時十六歲,疑而不信。這時正好李逢吉也有上奏,說李紳不忠于皇上,請予以貶謫;噬先栽偃儐柺欠駥賹,然后聽從了他的意見。二月初三,貶李紳為端州司馬。李逢吉率領百官上表稱賀,只有右拾遺內供奉吳思不參與祝賀。李逢吉發(fā)怒,讓李思去做吐蕃告哀使。初六,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龐嚴和蔣防都是由李紳推薦任職的。

  張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紳,每天上書說對李紳貶得太輕,敬宗許可殺掉李紳。朝臣沒有誰敢說話,只有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書,指出:“李紳被李逢吉一伙誣陷,人們都為之嘆息震驚。李紳被前朝獎賞重用,即使他有罪,也應給予寬容,來成就陛下不改父道的孝行,何況他無罪呢!”于是皇上漸漸覺悟。這時恰巧皇上閱覽宮中的文書,發(fā)現有穆宗封存的一箱文書,打開后,看到其中有裴度、杜元穎、李紳請立自己為太子的上疏;噬嫌谑歉锌畤@息,把朝臣誣陷李紳的上書全都燒掉。雖然沒有立即把李紳召回朝廷,但以后再有人說李紳的壞話,皇上也不再理會了。

  作者

  《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丑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惇的子孫,以同鄉(xiāng)關系請袁樞對章惇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xiāng)人,不可負后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后,即稱贊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于《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于一件事情連續(xù)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

  據說,《資治通鑒》修成后,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鑒》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鑒》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背景

  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fā)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鑒》,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于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

  對于統(tǒng)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保ā吨熳哟笕肪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zhèn)”(《通鑒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后世君臣的鑒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yè),對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于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tǒng)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贊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保ā端问贰ぴ瑯袀鳌罚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chuàng)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chuàng)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chuàng)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眳s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鑒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歷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鑒》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鑒刊本識誤》3卷,后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薄顿Y治通鑒》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弊鰹樽⑽。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鑒》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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