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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的興起論文
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史上思辨性最強、體系最完整、最具現(xiàn)代哲學意味的一次哲學思潮。宋明理學的興起迎合了儒釋道三家合流的歷史趨勢和唐宋以來社會對儒學復興和儒家倫理道德權威的重建的歷史要求，對宋明及其以后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理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著對重建倫理道德權威的兩種思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本文試從歷史角度考察宋明理學的興起原因，并以朱陸之辯為切入點分析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異同。
宋明理學（又稱宋明道學）的興起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的。它一方面迎合了唐宋以來混亂的社會局面和思想狀態(tài)對儒學復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回應了佛道兩教對傳統(tǒng)儒學社會地位的沖擊。理學的興起與迅速發(fā)展給宋明及其以后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宋明理學的主題是重建儒家倫理道德在社會思想界的宗元地位。在這個主題下理學內部存在著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種發(fā)展思路。兩種思路宗旨雖同，而在方法上卻產生了分歧。朱陸之辯正是此兩種思路的一次全面較量。
一、理學興起的歷史考察
8世紀末至9世紀初期，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動蕩，本來十分強盛的唐王朝開始衰落，各地擁兵自重的藩鎮(zhèn)形成了枝大于干的局面。這種政治權威失重的狀態(tài)又連鎖地引起了社會思想界的混亂：傳統(tǒng)儒家倫理規(guī)范好像失去了對社會思想控制的主動權，失去了往日不言而喻的權威。這種思想混亂的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北宋初期。10世紀60年代后，經過南殺北伐，北宋政府大體上恢復了中國統(tǒng)一的局面。然而經歷了長時間的混亂無序狀態(tài)，社會思想?yún)s很難一下子就回到儒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這就給儒學的復興提供了歷史契機。
佛教和道教的廣泛傳播和沖擊是宋明理學興起的另一重要原因。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和道教在與儒家的沖突、協(xié)調與適應過程中一直在侵蝕著主流儒學的領地。佛教在南北朝之后中國化的步伐越來越快，至六祖慧能頓悟派禪宗取得勝利時它已在中國思想界穩(wěn)穩(wěn)地扎下了根。雖然中國化的佛教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與術語去迎合中國民眾的心理，但其出世的宗旨仍與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千里。與此同時，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也開始依附經典和借用佛教的一些術語而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至唐王朝時期一度還被尊為國教。佛道這樣的廣泛流行和中央的一再親近佛道的行為無疑給保守的儒家知識分子敲響了警鐘：儒學已經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否則就難以繼續(xù)生存。
以上兩個因素都是宋明理學興起的外在原因，而由此引發(fā)的重建儒家倫理道德權威的要求才是推動儒學變革的內在動力。自兩漢以來，盡管儒學一直經歷了重重磨難和數(shù)次改頭換面，但其社會倫理道德宗元的地位卻是愈加鞏固。長期以來儒家思想一直是社會的主流思想，也是國家、社會權威建立的思想基礎。儒家的價值規(guī)范、倫理道德觀念和規(guī)范化形式化的禮學體系一直是不容置疑的。而在唐宋時期由于思想混亂和佛道流行卻導致了人們開始對傳統(tǒng)儒家缺少系統(tǒng)的本體論證支持的方法論思想產生了懷疑。而傳統(tǒng)儒學面對懷疑情緒卻無從應對。問題擺在了宋明知識分子面前：怎樣消除人們心中的疑問去恢復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權威？解決問題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對傳統(tǒng)的倫理規(guī)范和觀念進行系統(tǒng)化地論證。宋明的思想者勇敢地擔負起了重建時代精神、重新構筑人們倫理價值世界的重任，理學應運而生了。
二、理學要解決之中心問題——重建倫理道德的宗元地位
“天人合一”思想一直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范疇。天人相通，由天道而及人性正是儒家發(fā)展其倫理道德的思路：由天道的不證自明而及于人性本善的不證自明，從而至于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不證自明。但是在儒家學說的發(fā)展史上，關于“性與天道”的論證一直相當薄弱，對道德學說所依據(jù)的終極真理的論證十分稀少，有的只是只言片語和淺嘗輒止。倫理道德學說的合理性其實需要一種可以言說的系統(tǒng)理論和價值基礎的支持，可歷史上儒者一直把它作為現(xiàn)實的肯定的不證自明的價值基礎。但是當它受到外來的佛道兩教及其他思想的沖擊時，儒者卻拿不出更好的理論去解釋“為什么是不可論證的真理”時，人們就會懷疑其可靠性：憑什么道德是社會價值的唯一尺度？失去了穩(wěn)定知識判斷前提和價值基礎的人就會追問反思。這種追問反思曾經給佛道留下了生存空間，使得關于終極真理的論述和關于人性本原的論證成了儒者十分尷尬而其他思想十分活躍的領地。
這種追問與反思也是儒學復興和權威重建的起點。從中唐韓愈李翱的“道統(tǒng)論”、“復性說”的提出一直到北宋五子再到朱熹陸九淵，儒家學者一直試圖在思路上超越道德與秩序，追問其背后的根源。他們重新詮釋了“性與天道”的問題，引入了許多佛道思想資源，對倫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礎給予了系統(tǒng)的本體論證和方法論證。宋儒逐漸地確立和明確了“性”、“理”、“心”、“情”等一整套觀念，核心是將過去合理性的依據(jù)從“天”轉向“人”，把人的本性“善”作為不證自明的本原與“天道”相通，確立一種貫通天人的絕對真理，從而恢復倫理道德學說的形而上地位。宋儒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建立起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并對其進行了周密的論證，但理學在建立和發(fā)展過程中內部也出現(xiàn)了論爭。
三、理學發(fā)展中的兩種思路
其實在宋明理學誕生之初其內部就一直存在著爭論。被公認為是理學奠基人的二程兄弟的思想就各自代表著一種不同的思路。程顥從孟子思想中闡發(fā)了“仁”的觀念，推崇“吾養(yǎng)吾浩然之氣”的修養(yǎng)方法。在他看來，人必須了解到人與萬物本原為一的道理，然后他所要做的只不過是把這個“理”放在心中，就會誠實地遵從這個道理。而程頤則通過《易傳》發(fā)揮了“理”的概念。他認為人與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遵循著外在的超越的“天理”，人們需要身體力行地去體會從而踐行這個外在的“理”。兩兄弟看似細微的差別卻成了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的分歧的開端。
真正把“理”和“心”的區(qū)別發(fā)展到極致的是朱熹和陸九淵。淳熙三年（1175年）朱熹和陸九淵兄弟在江西上饒鵝湖寺展開了一場辯論，這就是有名的“鵝湖之會”。朱陸二人的分歧在辯論中全面爆發(fā)。正如與會的朱亨道在《象山年譜》中所言：“鵝湖之會，談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fā)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保�1］最后誰也沒有說服誰，辯論不歡而散。朱亨道之言的確涉及了朱陸二人在教人修養(yǎng)方法上的分歧。而在此背后卻隱藏著程朱與陸王兩種思路的全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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