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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評論」熊煒:雙重運動: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轉
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總能造成洛陽紙貴的效果。前不久,他論述全球化的一部暢銷專著《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車”和“橄欖樹”的視角》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同樣引起國內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弗里德曼在這部書中用生動的語言和清晰地論述再次強調了有關全球化的經典命題: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為什么全球化總是被人們描述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當代國際關系是否真的只有這一種發(fā)展趨勢?
學者們對此卻有著相當不同的見解。事實上,在當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中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雖然“反轉的第二意象”的分析方法在國際關系分析中并不太常用,但是在全球化問題上,學者們卻傾向于集中討論全球化對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國內社會力量對全球化的反作用卻受到較少的關注,這導致了主流觀點對全球化進程經常有著片面理解,即認為全球化是強大的塑造性力量而罕受其他力量的影響。此即是為什么全球化經常被描述成一次不可逆轉的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本文所關注的另外四本專著,卻從全球市場與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這一角度出發(fā),為我們對“全球化是否真的不可逆轉”這一命題的認識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發(fā)性的視角。四位作者都采用了歷史性的眼光、從歷史上已經發(fā)生過的事件中得出關于全球化進程發(fā)展的教訓。其中,波拉尼的著作相對而言更富有社會學和哲學的意味,他思考全球化運動或全球市場化運動的邏輯框架與基本理論處于更為普遍深刻的層次,而奧洛爾克、威廉森、羅德雷克和西蒙斯等人則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具體的數(shù)據(jù)和案例來解釋源于市場的全球化力量與源于社會的全球化力量之間的關系。綜合來看這四部著作,它們不但展示了全球化在歷史上曾發(fā)生逆轉的生動畫面,而且更在哲學與實證兩個層次上解釋了其中能夠被推而廣之的原因和機制。
一、全球化與雙重運動
無論人們對于全球化概念的理解有多么不同,但是大多數(shù)人都同意全球化首先并主要是一種經濟現(xiàn)象,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既可以被理解為全球化的一個部分,同時也能夠被認為是全球化的影響和結果。全球化的發(fā)動機是經濟的利益和需求。對于全球化的進程來說,最重要的首先是全球化自由市場體系的建立和鞏固。目前正在進行的全球化市場力量無疑正在改變和塑造著全球社會的結構和關系,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然而,盡管市場一直是現(xiàn)代歷史進程的強大推動力,但是它遠非改變歷史的唯一力量,而且它也不總是處于絕對的支配地位。雖然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歷史上,人們長期追求經濟的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可是人們也同樣重視對其他社會目標的追求。社會不僅不總是依照經濟推動的規(guī)律演進,而且常常作為市場的對立面而存在和發(fā)展,因為社會與市場之間在所追求的目標和遵循的價值規(guī)范上存在著矛盾,公平與效率、增長與相對貧困、市場公正與社會公正之間無法避免地彼此沖突。正是從社會與市場的這種對立關系入手,波拉尼等人對全球化現(xiàn)象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波拉尼的著作《大轉變: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根源》是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在書中,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有趣而發(fā)人深省的問題:為什么1815年到1914年之間和平與繁榮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會突然結束?再將眼光放到更為廣闊的歷史長河之中,波拉尼又發(fā)現(xiàn),這一所謂黃金時代嚴重依賴于大不列顛經濟意識形態(tài)——自由市場主義:即相信人類社會應該服從于自我調節(jié)的市場。用西蒙斯的話來說,就是經濟問題和經濟困難的內向化而非外向化。這種信仰或原則為這一時代的世界經濟提供了可靠的保證,最重要的是保證了金本位制平穩(wěn)和有效地發(fā)揮作用,從而促使世界經濟更加穩(wěn)定。
波拉尼進一步指出,大規(guī)模的商品化浪潮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出于保護社會不受市場侵蝕的需求的反作用。自由市場帶來了種種社會問題,如難以容忍的社會不平等和駭人聽聞的相對貧困,以及其他對人道主義原則的侵犯,因此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逐漸聯(lián)合起來形成限制市場和反對市場的力量。波拉尼的一個杰出發(fā)現(xiàn)是:市場不僅是嵌入社會的,而且也不可能被萃取出來。也就是說,市場并非如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認為的那樣獨立和自治。相反,市場最終不得不服從于社會。市場對效率的重視遠甚于對不平等的擔憂,因此商品化優(yōu)先于社會福利,但社會所珍視的卻恰恰相反。波拉尼由此而貢獻出一個重要的概念——“雙重運動”,即指在現(xiàn)代商品社會中同時存在并發(fā)揮作用的兩種運動:自由市場崇尚價格機制,要求盡可能地商品化和市場化,而社會則總是要限制市場和抵制市場對社會的侵蝕,要求一定程度的反商品化和將市場化規(guī)?刂圃谝欢ǚ秶畠取2ɡ岬恼摂鄬τ谀切┫嘈抛杂墒袌龅淖罱K勝利將是快樂結局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為他預言這樣的雙重運動總是在持續(xù)進行之中,而兩種截然相反的力量對比也處于動態(tài)的變化和起伏中,所以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最終勝利”的結果出現(xiàn)。波拉尼的理論對于我們理解當代全球化現(xiàn)象富有相當?shù)膯l(fā)性,因為它對弗里德曼等人所編織的夢想——全球化在單行道上進行、不可逆轉,所有當今世界的國家除了依賴和尊崇全球市場設定的規(guī)則之外別無選擇——提出了強有力的質疑。按照波拉尼的論述,即使在市場力量和市場地位的上升時期,市場也無法從社會中分割出來,社會也并不服從于市場,社會有多種方法和途徑來保護它的成員和它本身。在低層次,社會可以對全球化給國內的壓力設定和建立緩沖;在更高層次上,社會可以阻止和逆轉全球的市場化進程,正如它在歷史上曾經做過的那樣。從歷史的角度看,全球化絕非是一種新現(xiàn)象。
18世紀工業(yè)革命之后,國際貿易、投資和跨邊界的移民迅速發(fā)展。羅德雷克認為“從許多方面來看,世界經濟在19世紀金本位制盛行的時期,其全球化程度比如今還要高!钡且粦(zhàn)以后,這一全球化進程出現(xiàn)了很大的逆轉:主要大國放棄了金本位制的原則,貿易保護主義迎來了高峰并在政策制定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權重,自由移民也被重新加強的邊界所阻止。用奧洛爾克和威廉森的話來說,歷史進入了“反全球化”時代。當然,發(fā)生在80年前的反全球化現(xiàn)象并不足以證明如今正在進行的全球化進程是可以逆轉的,只有詳細分析反全球化的原因和機制之后才能為待回答這一問題提供線索,而波拉尼的“雙重運動”和“反商品化”就是該機制的核心部分,它為反全球化提供了深層次的解釋。本文關注的另外四位作者則以更為具體的實證分析,解釋了全球化是如何引起社會力量的對抗,以及歷史的機制是如何在今天的全球化中發(fā)生作用的。
二、不平等:贏家和輸家
在關于當今全球化研究的大量文獻中,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的討論非常常見。和其他與全球化相關的問題相比,不平等和相對貧困現(xiàn)象在當前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那些不如弗里德曼樂觀的研究者們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全球化的負面產品將會如何影響到這一“歡樂地沸騰著”的運動的進行?奧洛爾克和威廉森對不平等和相對貧困現(xiàn)象對全球化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如資本流動、勞動移民、國際貿易和技術轉移等等。他們的視野主第一文庫網要集中在“大西洋經濟區(qū)”,因為這一經濟區(qū)域囊括了第一次全球化的主要行為體,也因為來自這些國家的數(shù)據(jù)比較完整和可靠。盡管如此,他們所得結論的普遍性卻并沒有因此而受到損傷,因為他們著眼的是更為普遍的機制。他們采取將購買力平價和人均GDP等指標組合起來的方法,為其定性分析工作增加了相當?shù)恼f服力。他們的分析清晰地揭示出不平等是如何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和命運:當各國各階層的趨同運動失敗之后,那些反全球化力量,如貿易保護主義、令人窒息的經濟管制、不友好的政治環(huán)境等等,就將全球化進程拽回來,而且首先從經濟上進行反全球化。他們觀察到:在那些相對貧困的國家以及雖然富裕但同時勞動力充足的國家中,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的迅猛上升帶來了令人矚目的反全球化運動和對移民的嚴格限制,因為作為全球化中的失敗者——非熟練工人,他們盡管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但在政治上卻構成了大多數(shù),因此在實行選舉制的國家中,他們反全球化的要求不但能夠獲得廣泛的同情,而且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在分析第一次全球化的基石——金本位制所依賴的三個基本規(guī)范中,西蒙斯對解釋不平等現(xiàn)象如何影響全球化問題作出了貢獻。她注意到,在20世紀早期,西方國家國內政治的深刻變化是精英政治被大眾政治所取代,并且“政治上更高的代表性以及勞工組織的革命性變化使得產業(yè)行為經濟問題內向化(迫使國內行為體承擔全球化的代價)的目標更難以實現(xiàn)!
羅德雷克在分析全球化進程中的非熟練工人的境況時,對不平等問題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析。他發(fā)現(xiàn),全球化是服務于資本和高技術勞動力的,因為他們?yōu)榱藢ふ移渌栀Y源而進行的跨國流動變得非常容易起來,但是低技術工人卻仍然受到國家邊界的高度限制,他們不但要面對來自境外相同勞動力更為激烈的競爭,而且在勞資談判中的地位也大為惡化,因此對低技術勞動力的需求曲線不但向內平移,而且變得更為平緩。盡管他們的經濟狀況因此而惡化,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卻絕非弱勢群體,因為在今天的世界里,在多數(shù)參與到全球化進程的國家中,他們構成了選民中的大多數(shù)。因此出于對不平等和相對貧困現(xiàn)象的難以容忍,市場內的輸家將會在政治領域(民主政治正好為他們提供了力量和可能性)中有所作為。
三、規(guī)范的沖突:市場與社會
不平等并非是產生反全球化力量的唯一根源。市場規(guī)范與社會規(guī)范的沖突也催生了對全球化的反抗。以弗里德曼等人為代表的贊同全球化的主流觀點認為,全球化將新的規(guī)范強加于國內社會,國內行為體除了調整他們自己以適應新時代的新規(guī)則外別無選擇。全球化本身似乎代表了基于市場規(guī)范而形成的普世價值。而這樣的觀點實際上離事實非常遙遠,研究表明,經濟規(guī)范從未穩(wěn)定地高于政治和社會規(guī)范。即使如今存在一些占主導地位的規(guī)范建立在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tài)之上,并且成為了某種“新正統(tǒng)主義”或“意識形態(tài)的壟斷”,它們也正在受到廣泛的置疑。
通過研究國內博弈是如何使得國家背離了金本位制的問題,西蒙斯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清晰而生動的畫面,那就是金本位制所賴以存在和發(fā)揮功效的三大規(guī)范是如何遭到違反并最終被拋棄;第一個規(guī)范所要求的是,國家必須更注重經濟的外部平衡而非國內的經濟狀況,這意味著國家為了保持國際支付的平衡而拒絕貨幣貶值的誘惑,從而不惜犧牲其民眾的福利;但是這一原則在堅持起來是相當不方便的,因為它與社會規(guī)范并不相容;第二個規(guī)范是,國家選擇自由市場政策而不是對外經濟干預和控制;但是當一國經濟處于蕭條時期,或者民眾認為貿易赤字不可忍受的時候,這一原則也失去了國內政治合法性。此外,這一規(guī)范的合法性還建立在其他一些規(guī)范合法性的基礎之上,比如“公平競爭”,該原則更多地來自社會而非市場,也能夠在不同時期和地區(qū)里進行不同的解讀和詮釋;第三個規(guī)范是國家之間為了保證全球外部經濟平衡而在金融系統(tǒng)出現(xiàn)動蕩時相互提供支持。也就是說,在金融危機時期,國家應能夠抵御以鄰為壑政策的誘惑。但是,現(xiàn)實的需求和歷史的事實都證明,尤其在經濟困難時期,外部收支平衡與內部經濟問題之間的矛盾變得突出,國家非但不愿意承擔國際責任,也不可能進一步犧牲國內經濟利益而向他國伸出援手。
羅迪雷克在他的書中從另一個角度強調了在全球化時代規(guī)范沖突所暗含的結果。他認為,國際貿易產生了它自己的規(guī)范從而有助于產品和服務的跨邊界流動,但同時,這也制造了緊張情勢,因為它“增加了保持多樣性的社會安排的成本”。他運用童工的例子來說明國家各有自己所珍視的價值觀和道德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之間以及它們與市場規(guī)范的沖突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政治含義,尤其是當國家為了緩和這樣的緊張關系時,它們傾向于將自己的規(guī)范強加于他人,從而帶來別國的反感和受欺凌感,增加這些被干預國家離開自由貿易軌道和全球化進程的可能性。
其實,以上作者們所論述的并非僅僅一個規(guī)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政治問題。全球化的輸家可以利用這樣的沖突來進一步迫使他們的政府采取保護主義措施。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贏家在社會規(guī)范的強大力量面前也不得不對這樣的政策要求表示出更多的同情。在全球化的全盛時期,這一反全球化的傾向或許并不明顯或強大,但是對全球化在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反對將會在規(guī)范與原則的支持下集聚和展示出更大的力量,近年來全球各地不斷風起云涌的反全球化運動正預示了這些力量的集合趨勢。
四、政府的角色:隱退或加強?
在對全球化中國家(政府)角色變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尤其是那些研究福利國家的學者們傾向于認為:全球化侵蝕和弱化了國家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指出,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市場作用使國家逐漸邊緣化,全球化進程正在重新塑造世界,因此國家功能向上轉移給了國際組織和機構,向下則轉移給了市民社會,橫向又平行轉移給了其他的政治組織。
我們可以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國家的角色的確遭到了全球化的挑戰(zhàn)。但是,就如肯尼思·沃爾茲所言,“很難相信經濟進程能夠決定或主導國家政治的進程。”用波拉尼的話來說,這僅僅是雙重運動的一個方面。福利國家最初是作為反市場和保護社會成員的解決方案而產生的,在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當商品化走到過度擴張的時候,同樣需要政府發(fā)揮類似的功效。奧羅爾克和威廉森認為政府在全球化中并沒有變得更加虛弱和無助,也沒有被全球市場拖著走,而是發(fā)揮著保護國內民眾及其組織免受外來過大壓力的折磨和損失的功能。在對金本位制崩潰的分析中,其中最重要的兩個解釋變量與政府角色有關,一是政府的穩(wěn)定性,另一個是政府到底是右派還是左派的問題。這兩個變量意味著不同的時間長度和政治信仰(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哲學)下的政府對于全球化進程有著顯著的影響。他們的另一個有趣的發(fā)現(xiàn)是,相關政府的可信度能夠影響到經濟預期的機制,盡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或許對這一機制早已爛熟于胸,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們似乎從來不愿意清楚地承認這是政府對市場的反作用。
羅迪雷克從社會的視野強調了全球化時代的政府角色,并對政府能夠發(fā)揮與市場互補的功效的可能性給予了更多關注。他運用統(tǒng)計學的方法證明,外部風險不容忽視,而國家正在扮演著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提供社會安全和保護社會公正。政府在保持經濟開放與國內社會需求的平衡之間充當著關鍵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含義是:如果政府能夠勝任這樣的角色,全球化將能夠得以順利進行,反之,這一進程則會出現(xiàn)逆轉。
五、結論
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進程在許多方面與曾發(fā)生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的那一場全球化進程有很大不同。比如,今天的國際金融體系就與第一次全球化時的金本位制在本質上相差甚遠。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要運用于分析解釋當代的事件,的確會有相當?shù)木窒扌。但是市場機制和社會基本價值在一百年中并未發(fā)生根本的大變化。既然市場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事實上已經帶來了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收入差距和經濟福利差距的擴大,就像在80年前曾經發(fā)生過的那樣;那么以史為鑒將不無益處。除了波拉尼因其生活的年代與我們相去較遠而無法對當今全球化做出評價外,其他所有作者都表示出他們并非全球化的反對者。他們只是認為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逆轉的進程,并試圖尋找出它為何可以逆轉的原因,以有助于讓這樣的“雙重運動”在平衡中進行和發(fā)展。從這些作者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市場對社會的最終勝利,而且事實上它也無法做到,因為市場擴展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問題將會制造出它自己的反對和平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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