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筆記：潘偉先生的政體設想

　　[題記：景發(fā)E-MAIL來，說《戰(zhàn)略與管理》上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國未來政體的設想。去澳洲一年，竟錯過了這篇文章。景在信中說，丹福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準備就這篇文章組織研討會”。幾個月后，丹福有學者來，問及此事，得知他們正在編輯文集，計劃匯集一些同行學者的討論，用中英兩種文字出版。我找來這篇文章看，當時寫了如下閱讀筆記。之后又陸續(xù)在網(wǎng)上看到潘偉先生其他主題相近的文章，但是下面的文字只針對“法制與中國未來政體”（《戰(zhàn)略與管理》，1999年5期）而寫，并沒有包含潘先生后來的文章。

　　潘偉先生的文章看起來不是一篇研究性論文，它屬于“政體構想”或“計劃建議”，文章追求的目標主要不是解釋，而是經(jīng)世致用的實踐操作。初步的印象是，這篇文章涉及到中國未來政治體制的規(guī)劃，因而對于政策實踐相當重要；同時，這篇文章涉及規(guī)劃需要尊崇的原則，包含不少研究性問題，因而對于理論探討也相當重要；再者，這篇文章還具有歷史資料的價值：它可以反映在當代歷史的某一個時期，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政體架構的認識。但我對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則有不同看法，因為政體設想事關重大，需要認真討論。這里的討論主要是從上述第二個方面進行，即提出一些在構想政體時需要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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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潘先生的建議中，明顯包含了一些不同以往那些我們長期實踐、而且相當熟悉的政治架構，這些東西對于中國政體的實踐而言是新經(jīng)驗：比如建立相對“自主”或“中立”的、受法律保護并限制的公務員、司法、反貪、社會咨詢及傳媒系統(tǒng)。潘先生主張按照功能、權力分立的原則設置這些機構，他論證這樣做的目的，是削弱政治和行政、乃至裙帶關系對公務系統(tǒng)的影響，并稱這是未來政體的五大“支柱”。我在這里謂之“新”，理由不在理念，因為這些理念曾經(jīng)被人們反復提起，我的意思是，潘先生強調機構、組織的“自主”或“中立”，是一種分立結構設置，它們不同于以往通行的一元化結構。但分立原則的基本目的，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消除系統(tǒng)間的相互影響，不如說是建立他們之間相互的、基于自主性基礎上的制度化影響，以便讓這些影響能夠在力量上大致平衡──避免某一方面的影響力過度膨脹。我以為，潘先生表達的“中立”設想重在解決“分離”問題，但沒有在平衡（影響）力量配置方面著力，因而其設想的后果很可能只是，增強了體制中行政部門自我反貪部分的力量，而不是多方力量的平衡。

　　比如，潘先生建議，建立自治的司法系統(tǒng)，讓它具有法律爭議的最后裁判權和高于人大的最后審議權。此一項設計增加了司法系統(tǒng)的權力，目的在于避免其它權力干擾司法權。但“給予”它權力與“保證”它公正司法仍然不是一回事，原因是對如何約束司法權力本身的變質、如何避免司法權威的過度膨脹，還沒有進入這個設想的考慮中。基本上，潘先生的假定是，官吏可能腐化，需要整治并排除其影響司法過程的權力，但司法部門本身是公正的，因此似乎無須對司法機構設置監(jiān)督。這種假定并不可靠，因為它必然使未來政體的公正性極大地依賴于司法機構的自我完善及道德感。很多社會的實踐證明，社會公正的維系無法依賴于權力單位的自我完善和道德感，而必須是依賴于結構制約關系的形成。雖然我們期望、尊重并倡導社會道德，我們也可以對自己提出相當高的道德要求，但是對于公共社會治理，依靠道德解決在實踐上并不成功。如果我們尊重事實，就無法假定所有的人（在行為上而不是嘴頭上）都遵守一元道德，也無法相信道德總是戰(zhàn)勝利益。因此，結構建制需要建立在不信任和道德多元的假定上，即假定任何人或機構一旦面臨道德和利益的沖突，就有機會選擇利益而不是道德和公正，因而必須建立一種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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