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公開淺論

　　審判公開，并不是一個新話題，當前由于社會對司法公正的關注，法庭審判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報紙雜志、電視屏幕上，現場直播、法庭傳真等也成為審判公開的一個側面。相對于法官的選任、審判委員會的存廢等司法改革中備受矚目的環(huán)節(jié)，對審判公開這項原則的討論并不多見。但是，應該看到，在目前的審判公開當中，還存在著許多值得我們關注的因素。

　　一、審判公開的對象

　　審判公開的對象，這似乎不應當成為一個問題。翻開任何一本關于訴訟法的教科書，上面都會寫道：“審判公開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和宣告判決都公開進行，允許公民到法庭旁聽，允許新聞記者采訪和報道�！盵1]很明顯，審判公開的對象應當是社會公眾。但是，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事人是不是審判公開的對象？并且由此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觀點。[2]按照常理，當事人作為訴訟活動的主體，都要到庭陳述、質證、辯護，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不應該被排斥在公開審判之外。那么，為什么會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不同的觀點呢？

　　從歷史淵源來看，審判公開原則是針對封建糾問式訴訟的秘密審判而產生的。在歐洲中世紀，審問被告人是由糾問官來完成的，糾問官根據取得的口供和有關證據制作案卷，移送給審判官來定罪量刑。被告只是審問的客體，是獲取證據的來源，而不是積極參與訴訟的主體，所以審判過程不必也不可能向被告人、被害人公開，更不必談向社會公開。在美國1948年的In  re  Oliver  案的判決中，對秘密審判有這樣的論述：“傳統(tǒng)的英美法系對秘密審判的不信任可以歸因于許多方面，有西班牙的訊問制審判的濫用，有英格蘭星座法院（對被告不利的證人是由法官進行私下調查而沒有給被告提供與其對質的機會，被告經常被嚴厲拷問，以獲得口供），有法國君主制下的國王可以不經審判或不給被告辯解的機會就將其監(jiān)禁或放逐的權力。這些明顯地構成了對自由的威脅。在專制統(tǒng)治者手里，這些都會成為迫害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異端的工具，完全不考慮被告人的公正審判的權利�！盵3]正是由于這種司法專橫的泛濫，貝卡利亞才提出了“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或許是社會唯一制約手段的輿論能夠約束強力和欲望�！盵4]

　　在這種糾問式訴訟模式中，其秘密審判表現為間接審理。審判官只是根據案卷來作出裁決，并不直接審問當事人，當事人沒有機會參與裁判制作的過程，也無法主張自己的權利。同時，糾問主義下之審判，以書面審理為原則，既為書面審理，則縱許旁聽人在法庭旁聽，亦不能獲悉審理之內容，故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之糾問主義刑事訴訟，即使采審判公開主義，亦無甚意義。[5]這種審判方式的不合理性，已為歷史經驗所證明：依據從未            親耳聽到的證人證言，對從未見過面的被告人進行判決。被控告一方不正常的的舉止，緊張和憤怒的表情，證言陳述中不情愿的停頓，提前背熟的流暢和急速表述，所有這些細微區(qū)別和難以描述的狀況，在單調呆板的官方記錄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梢詷O為夸張地說：只有詩人才能說出真實，而不是每個書記官都具有這種神賜的能力。[6]所以現代訴訟拋棄了間接審理與書面審理，采用了直接與言詞原則。

　　中國現在當然已經不存在什么“秘密審判”，但應當看到，書面審理在中國仍然占有很大比例；法官經常在法庭以外收集、采納證據，使得當事人并不清楚證據被當作定案根據的過程；證人出庭率極低，書面證言盛行，證人證言無法得到質證；法官的單方面接觸行為也使許多證據難以得到公開質證；加之審判委員會的審批案件過程，當事人無從參與……這一系列的問題，都使得當事人被隔離在審判的“公開”之外。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這些做法違背了審判的直接、言詞原則。而正是由于審判公開與言詞審理有如此密切的關聯，如果直接、言詞審理不被實行，或者流于形式，審判公開也就失去了意義。[7]正是在這一點上，“當事人是否是審判公開的對象”才成了一個本來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

　　二、形式公開與實質公開

　　對審判公開的定義當中，包括了案件審理過程的公開和判決宣布的公開。即使在單純走過場的審判中，這兩點還是都能實現的。但是，在這兩個階段的中間，起著在邏輯上聯結兩個階段作用的過程，也就是判決通過審理形成的過程是否能夠公開呢？

　　無論在大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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