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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中國門》關注高考：它仍是中國的現(xiàn)實
走在高考這條獨木橋的孩子們，整天被作業(yè)和考卷埋沒。劇照攝影韓濤一年一度的高考又來了，對于每個中國家庭和孩子而言，這是一個希望與失望一體兩面。在6月2日剛剛展映的紀錄片《中國門》里，80后導演王楊帶著攝制組從貧窮的西部中國走到繁華的東部中國，圍繞“高考”這個主題，延展向中國教育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吨袊T》是CNEX(由兩岸三地熱愛紀錄片的人士組成的非營利機構)2010年年度“危機與轉機”主題下的命題作文，曾入圍第54屆萊比錫國際紀錄片電影節(jié)國際展映單元。這部作品在高考之外，同時也審視著大學生畢業(yè)，現(xiàn)代早期教育等問題。
選擇奮斗，期待未來
新京報：這部反映高考的片子為什么叫“中國門”？片中的高三生活在西部偏遠地區(qū)選材，不像東部和南部的現(xiàn)代高中生活那樣豐富多樣。在當下的中國，它具有代表性嗎？
王楊：開始叫“畢業(yè)”，后來覺得叫“門”可能更合適，因為這不僅是高考的問題，還是教育制度、社會公平和資源分布的問題。是幾乎每個中國孩子中國家庭都要面對的門檻考驗。而且高考后，人生還有無數(shù)的門檻、考試和競爭。片中的會寧一中取材自甘肅的狀元縣會寧，那里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鑒定為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qū)，土地鹽堿化，干旱。他們只有奮斗，別無選擇。一個被拍攝的孩子說：“我不能和城里的孩子比過去，但可以和他們比未來。”會寧正是過去中國的縮影，雖然是高考狀元縣，能考上北大清華的只有幾個，被淘汰的是大多數(shù)。即使現(xiàn)在，在自然條件惡劣的西部，和會寧的孩子一樣的還是大多數(shù)，它們仍是中國的現(xiàn)實。
新京報：片中不僅有高考部分，還有大學生就業(yè)，現(xiàn)代兒童早期教育的部分，你是否想借此探討一下中國教育問題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王楊：片中的確有這種意圖，因此選材跨越了地域，從西部到北京，再到上海�，F(xiàn)實部分是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學生，上海早教部分是我對未來的設想，它的教育理念有合理科學之處，比如要培養(yǎng)孩子的社交與領導能力，但片中孩子的表情并不快樂。我在想，現(xiàn)實壓力有多大，希望0到4歲的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中產階級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和會寧那些貧窮的家長一樣，實質上都是沉重的。在離開上海時，我喝醉流淚了，想到會寧的孩子，尤其是片尾家長的眼神下雨天，眼巴巴地等著孩子高考，那就是他們的未來，反差太大了。
“活”出門外，給予祝福
新京報：從藝術性角度，這部紀錄片更像一部“作者電影”，你使用了大量“門”字的變體，每個字都是一個主題，把你的各個段落連接起來。
王楊：在幾條線索中，都有“門”字的變體，第一次是繁體的“斗”，講會寧的孩子準備高考，背水一戰(zhàn)；第二次變成了“闖”，講西部的孩子大學畢業(yè)，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體的“關”，再次回到會寧。這里重點是關系，與高考相關的家長、老師和同學之間的關系；第四次是“閘”字，水壩的閘門前后都有很大的壓力。里面有上海的中產階級對孩子的早教，還有上海音樂學院的女生回憶自己的成長；最后一次是“闊”字，鏡頭從上�；氐綍䦟�，孩子們準備高考。門里面那個活字出現(xiàn)的時候，我覺得對他們也是一種祝福。
新京報：片中出現(xiàn)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電筒，比如臨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擔心過，觀眾可能會覺得它主題先行，影響紀錄片的客觀紀實性？
王楊：我個人在嘗試紀錄片的心理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形式的真實性不是僅僅客觀復原物質現(xiàn)實，它是導演拿著攝影機去記錄的，加進作者的部分。這才是藝術的真實，并不影響片子的客觀紀實性。在片尾有個段落，是會寧一中的孩子打著手電筒趕著上早自習，影調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魯迅的一段話“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與我對片子主題的判斷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則片子在理解上的導向性太明顯。孩子們的現(xiàn)實和未來充滿挑戰(zhàn)，但是我還是看到他們在努力奮斗，用一顆單純的心，想要拿成績回報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
高校巡展，啟發(fā)思考
新京報：片中會寧的老師提到了“過門的藝術”。如何理解它？
王楊：在會寧拍攝的三個月，老師的辦公室就是我們的休息室。我們時常聊天，作為貧困地區(qū)狀元縣的老師，他們壓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鴨式的教學并不好，也希望改變學生的素質，但迫于生計、社會輿論和多方面壓力，不得不一屆屆重復應試教育。在高考前，他們提到了過門的藝術，讓學生每過一道門心里就想著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種心理安慰。雖然他們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將是大多數(shù)。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沒考上的，復讀，打工，務農。我很想回訪一次，把片子拿到會寧放給孩子們去看。片子出來，肯定會有人愿意去幫助他們。會寧當?shù)赜心戏降睦习搴痛壬迫耸�，對�?yōu)秀的貧困學生做一些對口的資助，但即使有人幫助，高考這個門檻也是繞不過去的。
新京報：作為在“危機與轉機”主題下創(chuàng)作的高考紀錄片，你覺得在高考這個問題上，危機與轉機體現(xiàn)在哪里？
王楊：題材是去年cnex的主題“危機與轉機”，片中的轉機就是“孩子們的希望和愿望”。對高考我個人的感受很復雜，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學？這么大一個國家，在選拔人才方面問題非常復雜，現(xiàn)在我們還沒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當代教育對公平的需求遠遠大于技術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同時，教育存在著區(qū)域資源分布不平衡的問題。這種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紀錄片導演常有道德困惑，我們能對拍攝個體有什么幫助呢？面對著這些貧窮的孩子，內心時常很掙扎。即使高考結束后，這種不公平，城鄉(xiāng)差距、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區(qū)差距還是存在的。我很高興片子即將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學生看到后，有所啟發(fā)思考，愿意去調查研究，教育學家和社會學家參與進來，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們的希望和愿望化為行動，就是片子最大的意義。記者劉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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